1969年端午，我属鸡，那年我恰好十岁。母亲把五色丝线缠在我手腕上时，嘴巴里念念有词：“鸡嘴巴尖，要避五毒。”我低头看那根线，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，像一条小小的彩虹，勒在晒得黝黑的胳膊上，鲜亮得刺眼。

灶台上，一锅粽子正咕嘟咕嘟冒泡。母亲用的是箬竹叶，比别家的大，裹出的粽子像胖胖的枕头。她总说属鸡的人“嘴巴碎”，得多吃糯米黏住舌头，免得一年中惹是非。我蹲在灶膛前添柴火，火星噼啪溅出来，烫得我一缩脖子，母亲笑着骂：“属鸡的，便是跳！”

那年端午，父亲从镇上买回一张钟馗像，贴在门楣正中。钟馗怒目圆睁，手里按着一只蝙蝠，蝙蝠的翅膀却像鸡翅膀，扑棱棱要飞。父亲说：“鸡怕黄鼠狼，钟馗镇得住。”我盯着那画，总认为钟馗的胡子像我家芦花鸡的尾羽，硬挺挺地支棱着。

午后，村里赛龙舟。河滩上挤满了人，我踮着脚，脑袋顶在父亲下巴上。鼓点一响，龙舟像离弦的箭，水花溅到脸上，凉丝丝的。我突然想起母亲说的“鸡落水变落汤鸡”，心中一慌，拽紧了父亲的衣角。父亲把我举起来，让我骑在他肩上。那一瞬间，我比河堤上最高的芦苇还高，风从耳边呼呼掠过，带着艾草和雄黄的味道。

傍晚回家，母亲把艾草插在门楣，又往我耳朵里抹雄黄酒。我嫌辣，扭头要跑，她一把揪住我后脖颈：“属鸡的不驱虫，夏天要生疮！”我嘟囔：“鸡不是吃虫的吗？”母亲愣了一下，笑得前仰后合，手里的酒洒了我一脖子。

夜里，我躺在竹床上，手腕上的五色线被汗水浸得发软。窗外，月亮像剥了壳的咸蛋黄，挂在枇杷树梢。我听见父亲在院子里咳嗽，母亲低声说：“属鸡的今年犯太岁，端午得压一压。”我翻个身，竹床吱呀响，心中却安稳得很——粽子在锅里温着，钟馗在门上守着，艾草在风里摇着，连月亮都像一枚巨大的铜钱，叮叮当当挂在天上。

转眼五十六年以往。2025年端午，我早过了花甲，孙子在客厅拆粽子，塑料绳勒得他挤眉弄眼。我摩挲着手腕，仿佛还能触到那根褪色的五色线。电视里在播赛龙舟，鼓点依然密集，却隔着屏幕，再溅不湿我的衣襟。

今年我属鸡，蛇年太岁当头。老妻在厨房煮粽子，用的或是箬竹叶，仅仅是叶子小了，粽子瘦了，像被岁月抽了筋。我告诉她：“今年属鸡冲太岁，粽子得多缠几道线。”她笑我迷信，却或是把红线绕了七圈，打了个死结。

午后，我独自走到河边。龙舟赛早没了，河滩上盖了商品房，河水泛着灰绿的光。我蹲下来，把随身带的艾草扔进水中，看他打着旋儿漂远。艾草或是当年的味道，仅仅是再没人往我耳朵里灌雄黄酒了。

回家路上，碰见邻居遛狗。那狗冲我吠，我突然想起1969年端午，芦花鸡被黄鼠狼叼走的场景——一地鸡毛，母亲红着眼眶，父亲闷头抽旱烟。现今狗吠声里，我竟听出当年黄鼠狼的窸窣，心中一颤，随即又笑自己老糊涂。

夜里，孙子缠着我讲“老故事”。我摸着他的小手腕，一无所有。如今的小孩不系五色线了，他们戴智能手表，能测心率，却测不出艾草的苦味。我告诉他：“属鸡之人，端午要避五毒。”他眨巴着眼：“五毒是什么？能吃吗？”我大笑，笑得咳嗽起来，咳出的痰里带着雄黄的腥气。

窗外，月亮或是那枚铜钱，仅仅是缺了一角。我闭上眼，1969年的粽香、艾草、钟馗、龙舟、父亲的肩膀、母亲的笑骂……全涌上来，像一锅煮过头的粽子，黏糊糊地裹住我。

属鸡之人，一辈子要躲的何止五毒？躲但是的是时间。可要是端午一到，那根褪色的五色线便会从记忆里浮出来，轻轻勒住我的手腕——像母亲的手，像父亲的肩，像那年河滩上最高的芦苇，在风中摇啊摇，摇到月亮都老了。